从大数据以及衍生相关的演算法加以人工智能三件事之于电影创作来说，究竟是能成为同行的盟友，或者这样的科技对于电影艺术的成长反而是种綑绑呢？笔者作为Chinese speaking cinema industry的电影工作者在实际经验里，由于中国的本地电影市场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商业化，有为数庞大的放映系统。首先大数据的累积能够对于电影观众的消费习性、观看喜好做出判断与解读，并且应用在售票、宣传等用途。

应用于市场宣传、观众研究上的大数据以及演算法，原本都是在电影制作期完毕时，切入营销（Marketing）阶段的有效工具。可是，因为巨额的制作费，让投资人开发电影之时，就梦想著丰厚的票房收入。于是电影故事、电影剧本、导演的手法就在起初之时就被大数据累积出来的“关键字“所左右。拥护这些大数据理论的想法是：依靠越多的热门关键字，那么就能满足最多的观众，以期待创造最高的票房。

电影创作者的环境已经日益嘈杂，因为大数据被推举成新世纪的上帝后，电影创作者除了面对艺术的追寻之外，还必须在此刻遵循大数据、演算法所带来的意见。电影，两个小时的长度为观众建构了一个世界，不论这个虚构的世界有多少成分的幻觉与真实。因为一些关键字来左右或改变原初发自于人心的创作，不论再如何进行润饰，都损害著人类原本对艺术本能的处理。

这是原本属于后期营销工具的大数据，现在则成为电影筹备之初的指导者。电影的票房屡创新高的同时，反过头来，却是一堆经过数字计算、关键字连结的雷同作品。因此电影的创作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

由香港的著名导演王家卫所监制的电影《摆渡人》（See You Tomorrow , 2016）这部电影由阿里巴巴影业投资，号称以大数据统计出的消费者需求为核心实现商业与订制，做出以Client to Business 的概念打造的电影。这不仅是在阿里巴巴擅长的销售管道里应用大数据，而是连同电影制作也以满足观众需求作为剧本创作目标的指导原则。

一切听起来都很科学。然而，电影成品则是充满粗暴使用80、90年的流行符号。可以说是由一连串曾经成功过的娱乐标志构成的一部超长版音乐录影带。回头看到王家卫自己担任导演的《春光乍洩》（Happy Together，1998）、《花样年华》（In The Mood For Love，2001），这些不仅是华语电影的经典，也是世界影史的重要作品。若是春光乍洩、花样年华的制作接受了现今的大数据指导方针，那么成果会是怎么样呢？会多了两部商品，却少了两部艺术经典。

经过计算，也不能产生王家卫令国外观众直觉性感的《重庆森林》（Chungking Express 1994）吧。那是一部以手持摄影机，纪录片随机拍摄，数週内就完成的天才作品。甚至我们可以说，任由大数据来指导每一部电影创作。那么就不会再有像侯孝贤、安东尼奥尼、阿莫多瓦这些有明显作者标记的导演。套一句商业话语：以大数据将导演的电影艺术转变为买家市场。

另一个问题，以大数据分析绘画作品，已经不是新闻，伦勃朗的画作密码已被大数据给分析出来，经过演算后，进而让人工智能以伦勃朗的手法进行ＡＩ艺术：The Next Rembrandt （2016)。那么电影本身我们能假设以分析蔡明亮导演的作品，再造一个蔡明亮吗？以他Long take的风格，加上疏离的情感呈现，我们输入至电脑中的大数据，是不是只是一些贫乏的数字而已？这不是电影。

电影毕竟是一个多重决定的作品，从导演、编剧、摄影、美术等等繁多部门的加入。而且，许多电影的制作虽有缜密的计划，但拍摄当下，不少创作者也都惊喜与现场演员发挥或自然带来的随机效果以及不确定的因素。人工智能与演算法，带来的是许多类似相彷的商品。脸书与网际网络社群能透过大数据，让我们看见一个大众的现在与过去。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霍克海默曾提到大众文化（后被他称为是文化产业）其实并非来自群众的通俗文化，而是一种商业主宰者带来的宰制。这个大众文化歌颂的是同质性，而非独特的个性。这个大众文化并没有真正属于群众，只有表面的共通性。这个情况，就如同由大数据来控制票房收入还不够外，还想宰制电影创作的源头。美其名是由观众累积出来的数字来进行创作的指南，然而实际还是资本追求著高成长票房的欲望。

艺术家不是只靠电脑的预测就能成功，艺术本身就需要冒险，艺术家必须以开拓的姿态出现。电影从诞生之始，就有极大的不可控性，于是人类穷尽一百多年的心思想要了解它的奥祕。然而不论是无声电影或者是接续而来的电影黄金时代，能让电影真正感动观众的作品，多半仰赖著向未知探索的电影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