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鼓励与促进女性哲学家之间的团结，并使她们获得认可与知名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执行有关哲学的跨部门策略创立了“国际女性哲学家组织”（Réseau International des Femmes Philosophes），于本组织2005年执行的第171届会议通过。

这个组织旨在加强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女性哲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团结。帮助需要支持的人，例如女哲学家、哲学系学生和教授、研究人员和研究团队；鼓励全世界女性哲学家发表作品和出版与传播；支持女性哲学家积极参与世界各地的哲学会议、座谈和研讨会；促进与其他组织的合作，例如研究网路、大学、研究中心、哲学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

女性如何进入哲学文化之中？
文化是一个规律的整体现象，其中的过程与实践是透过特定的对象和事物重复进行的。如果我们说哲学是一种文化，那么今天，哲学文化将与学术文化一起继续，并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共同表述。因此，对哲学的排斥，就是对运用权力与控制的公共领域活动的排斥。我们知道，这种文化是透过排斥的形式构成的，不仅是对女性的排斥，还有各地对群体中男性和女性的排斥，他们被认为不值得参与任何社会进程的决定性思考。

但我们也知道，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一段时间，而且进入大学和公共领域的妇女人数比以前更多了，尽管这些文化地区没有以同样的速度欢迎非欧洲白人和低种姓者，这意味着以种族群体排斥女性的情况更为严重。因此，尽管我们已经充分观察到某些包容机制有利于更多的妇女融入传统男性主导的学科，例如哲学和科学，其规则和计划仍几乎是男性所掌控，而且全是白人（例如奖学金、产假和陪产假、育儿、任职、临时工作），我们今天面临著一个的新问题：

尽管很可笑，但在政治最重要的讨论中，哲学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今天，是科技公司和全球金融机构对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最重要到日常）做出最重要的决定。科技公司甚至透过重新定义思想为一种计算，并积极寻求办法将思考功能转移到人工智慧上。因此，今天的紧急状况是双重的。首先，女性是否在代议制度下被边缘化？其次，为什么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女性与其他少数族裔如此之少？这些问题是必要的，以理解哲学为何、以及如何在网路上成为蓬勃发展的一种文化或次文化，却无法参与有关世界未来诸如气候、经济和移民等日益影响我们的问题讨论。女性与被排斥的人们现在必须努力想像一个思想与哲学的未来，超越即将消失的传统形式的学校与大学、职位和著作。

您能说明女性哲学家组织的重要性吗？
我和印度刚刚开始发展的国际女性哲学家组织建立了数年的联系，我发现这很重要，原因有二。它的目的是重组女性哲学家们在各自国家学院中的合法性，这些学院仍像男性协会一样运作，就算不是故意的，但仍是他们的朋友、同伴和指导者的组织。所以需要一个组织，不是为了女性而建立一个少数群体（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并想在这里有所作为），而是要改变这种排他性的运作方式，使更多的女性和被排斥的人参与，并在新的时代中增加每个人的创造力和主动性。

另一个原因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全球女性哲学家组织都希望跨越语言、传统、地区习俗的障碍，以便包括女性哲学家在内的哲学家们可以为当前的全球议题做出贡献。这个网路是绕过传统的等级制度以进入谈判桌的一种方式。也许我们常用的透明天花板比喻在这里不太合适：我们需要发明新的交流模式，新的平台以突显我们的反思，尤其是关于哲学本身的新对话。而我所看到与向往的组织就是来自这种动机。

哲学对疫情可以有何贡献？

许多学科都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疫情的过程及形势，以及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和未来。哲学的独特贡献是对疫情的反思（危机、健康、疾病和死亡）。

媒体已经使用了一些哲学概念，提及“紧急状态”和“生物政治学”之类有关疫情管理或封城的术语。但此时哲学最有意义的贡献，反而是愿意对这些非常早期的概念进行分析。例如，当极端右翼团体，某些国家民粹主义领导人，甚至政治哲学的某些专家在提及疫情或疫苗接种时使用“紧急状态”和“独裁主义”时，当国家明显除去自身在卫生保健和经济福祉方面的职责时，显然，简单地应用已经存在的概念是不够的，未来还有一个反思的重要任务。同样，当疫情揭示甚至引起国家间的合作而非敌友关系时，它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政治的基本概念（团体、团结、接触、感染蔓延），以及哲学与政治的基本关系。

批评全球化是疫情主要原因的理由不够充分，因为这个批评加剧了仇视的情绪（对他人的仇恨和混合的仇恨），就像对移民和难民的忽视和虐待，拒绝承认今天的世界属于每一个人，并将各地的人们以相互对等和不平等的关系联系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说，疫情和生态问题很不幸地又迟来地带给哲学一些东西：重新思考世界和人类的义务，从而参与对世界民主的反思。最重要的是，哲学试图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疫情，像印度哲学家沙伊·莫汉（Shaj Mohan）所说，现在的问题是关于普遍或整体、大众或人民。这意味着必须思考作为一个民族的意义，而不是由地理位置、语言、血统和传统决定，一个可以为全世界思考的世界民族。哲学本身至今为止，就是以“西方”和“东方”的角度来思考的，而这种对立思考的方式也没有找到其他的可能性，只有同样逻辑和扩大一些范围的民族哲学。

在印度成为女性哲学家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男性哲学家无须回答的问题，当一个女性对自己所热衷的东西进行哲学思考而令人兴奋时，她可能不希望被迫强调自己的性別。在世界各地，许多只允许男性从事的有给职最近才向女性开放，印度的女性也面临著类似的困难。这种情况正在缓慢且不平衡地改变，因为现在几乎所有政府和机构都很容易将性別平等视为一个目标。更令我担心的是，为什么全世界仍然很难同样地认识到种族和种姓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现象是阻碍世界上大部分妇女实现机会和尊严平等的最重要障碍之一。在印度，所有信仰的绝大多数人口是低种姓和贱民（被压迫），这些女人跟男人一样，甚至跨性別者和同性恋群体都被这些社会身分污名化，在学术、经济和媒体领域受到系统性的排挤。

在回答前一个问题时，我所说的从事哲学的民族性始终受到不同地区的个別社会习俗影响。例如，在印度，它被转化成种姓决定，思想家的圈子完全由婆罗门，以及其他非婆罗门的高等种姓组成。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是印度这些排他性机制发挥作用的著名例证。古老的非佛教传统以复杂和抽象的思想为名，培养了种姓制度和排斥女性的传统，更无理由的排斥低等种姓和贱民。因此，我必须强调在印度做一位哲学家的主要意义，是找到一种方法来改变这个安排所有社交生活的种姓制度的压迫，因为种姓制度成功地使用所有新技术与生活形式，无论是封建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使种族化与不平等的逻辑延续。从事哲学意味着创造一种新的存在和共同生活的意义、创造新的自由、创造与世界崭新的联系方式。这与坚持一个人出身价值的种姓制度及其超物理学是不相容的。

细想“女性”为哲学带来的影响并不那么有用，因为这意味着对女性一定的本质化，而这总是成为我们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制约。女哲学家也许可以带来自由的推动力，是由于她们愿意改变这些歧视性的惯例、传统和戒律。助产士的比喻很贴切，苏格拉底勇于审视城市的律法与神灵，却将哲学形容成一位迎接新生命的助产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