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法兰西公学院合作）决定关注罪恶问题时，我们尚未面临自2020年一月底以来所经历的健康危机。然而，重新思考罪恶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即审视其定义的多样性，或说其缺乏精确的定义，并考虑罪恶在当代世界的处境，以及它在不久的将来占据的位置。确实，宗教和哲学对于罪恶定义的论述已经逐渐转变，而且越来越多经由现代科技发展来决定。人类（本质或行为）并不像所处社会那样被指责为邪恶。“罪恶”的概念已经从一般的主动侵犯（犯错或受其侵害）转变为技术经济的过程，举几个例子：过度工业化，个人信息监控，无人机轰炸等等，透过间接化、转化和道德上的难以评断来改变我们与罪恶的关系。罪恶概念的模式已经改变，因为整体而言，我们的社会已经改变。基於新科技，人工智慧和超全球化，我们正处于面向多个可能世界的十字路口。因此最重要的是，透过一个继续在道德上引导我们并产生政治和社会判断力的概念，了解是什么促使我们当前的社会转型。

在现代社会，当我们说某事是“错误的”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描述它，而是赋予它含义，包括分析和判断。罪恶指的是一种权力的行为，是一种 “罪恶”动力，也需要一个定义，是我们不能无视的。这个概念似乎是唯一的，并且仅适用于最道德上卑劣的行为、角色和事件。如今，“罪恶”一词的两个含义重叠：“这很糟糕”和“一切都错了”，而整个地球似乎都处於危机之中。第一种含义是指罪恶（Übel），引起和造成的邪恶，第二种含义则更为广泛，指的是“坏”、“卑劣”或“厄运”。因此，罪恶是物质的、道德的和形而上的：我们在伤害他人时是罪恶的，当我们受苦时我们也会感到罪恶，而罪恶与人类的有限性和虚无相遇时，便形成一种形而上的力量。罪恶的宗教、哲学和政治历史发生了冲突，而今天，罪恶与 “善”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一方面，随著罪恶含义的演变，罪恶的概念似乎难以定义。另一方面，坏的方面似乎要比好的方面更容易达成共识。现在，罪恶似乎与意志（根据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根本恶〕）、思想（根据犹太哲学家鄂兰的〔平庸之恶〕）和存在的意义有著全新的关系。

因此，罪恶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缺乏明确的意义甚至被认为是其核心特征之一。但是，即使罪恶的概念挑战了当前的思想，但当我们考虑理想未来的概念时，还是需要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义它。例如，有趣的是，科幻小说现在大多是反乌托邦类型。难道这就是我们想像力的终结，并以此来构想一个光明未来的能力，罪恶是我们唯一可以想像得到、最重要的、可以预见的？合理吗？当我们将自己投射到未来，或者说没有未来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给它什么位置？是目前正在破坏整个世界稳定的病毒？而且它是一个无形的对手，已经成为一个充满动荡和不确定的未来的象征，这是世界所面临的罪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像政治、气候、社会和经济危机一样？对于这些危机，我们必须提升对当前变革的预测。例如，除了灾难性的反映之外，我们如何看待人工智慧的进步？我们希望赋予它什么道德价值观？我们如何抗击人权的弱化，普遍的虚无主义和恐惧？

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能够想像罪恶，而这是艺术可以挑战我们的。艺术唤醒我们的情感，让我们感动，毫不费力地将我们带入新的思维形式。结果是在个人与集体，现实与幻想，行动与思想的交界，展现罪恶的多种表现形式和意义。艺术和思想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实体。几个世纪以来，艺术潮流往往反映了哲学和宗教潮流，反之，艺术潮流也可能导致了新的观念。此外，艺术在拉丁语中为ars、artis，因此让“技术”一词成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因为发明与技术进步更形丰富，并植根于一种更原始，更直接的方式来反思罪恶，将思维过程转换为感知，对于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或观众来说都是如此。

艺术透过提供一种更为超越的理解方式描绘了社会、文化及其所处的时代，艺术首先是特定时间社会需求的代表。它先赋予无形的事物生命，加以阐述，重现罪恶。尽管具有多种型态，它仍在西方艺术中占据中心位置。罪恶被形象化为撒旦，被设定为包含罪恶特征的原型，像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里。借由18世纪的法国版画，以罪犯的面貌出现，而面相甚至转变为一门科学学科。艺术家们由此展现罪恶的不同面目：它的表征可以启发人们，使我们想起人的有限性，可以表达苦难，并唤醒观众的苦难。

20世纪的绘画和摄影艺术在这方面特別具有启发性。作为对上个世纪暴行的一种反应，这些绘画与摄影首先在惊恐的同时质疑其起源。艺术敢于（有时是粗暴地）表现不可展现的事物。毫无疑问，这种无畏才是它的力量，也是它自身构成思想思潮的能力所在。最后，让我们补充一点，艺术也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美学从反面去表现罪恶。 为了预防而进行的艺术创作，特別是20世纪末的爱滋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艺术结合人文科学是能更好地理解社会转型的工具，并且可以使我们考虑新的罪恶形式。陈述和讲故事是对现实的捕捉，以及隐藏在现实背后的东西。艺术使人们有可能将邪恶视为一种普遍共有的价值，但自相矛盾的是，它与时代和文化有关。实际上，必须考虑“罪恶 ”一词在不同文化的含义，其中一些是矛盾的。例如，甘地透过反对西方（他是激进的批评家）和东方（尽管印度的种姓制度极为压迫）将善恶对立。罪恶的概念在文化和政治的运用，使得我们有必要检查“恶”在世界各地一般用途以外的独特用途。因此，思考我们与罪恶的关系也将意味著思考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赋予邪恶的价值是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吗？罪恶的观念会不会决定我们与生活的关系？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任务规定，为了建立“男人和女人心目中的和平与美好”，我们必须面对构成罪恶的事物，对其进行思考，表达并记住它。这不是为罪恶辩解的问题，而是使它以多种形式显现，并将其视为一种刻在人类内心的可能性——不仅使之远离并从美学的角度去思考它，而且要进入另一个层面的对抗，即行动的基础。

“正视罪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法兰西学院共同举办为期三天的合作会议，会议将聚集来自多个领域的先驱思想家和研究人员，讨论审查和重新定义罪恶概念的重要性。这种跨领域的方法包括艺术方面的内容，包括展览、表演、音乐和影片装置。最初计划於6月底举行的活动由于公卫危机而推迟至2020年11月。 网路研讨会分为三部分，题为 “是否有可能在疫情中谈论罪恶？ ”会议将于6月29日、30日和7月1日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