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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罪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变革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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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MOST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社会变革科学计划。MOST与政府,社会和人文科学界以及公民社会合作,以改善知识与行动之间的联系,是积极的社会变革的关键之一。
© Kim Chapiron

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法兰西公学院合作)决定关注罪恶问题时,我们尚未面临自2020年一月底以来所经历的健康危机。然而,重新思考罪恶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即审视其定义的多样性,或说其缺乏精确的定义,并考虑罪恶在当代世界的处境,以及它在不久的将来占据的位置。确实,宗教和哲学对于罪恶定义的论述已经逐渐转变,而且越来越多经由现代科技发展来决定。人类(本质或行为)并不像所处社会那样被指责为邪恶。“罪恶”的概念已经从一般的主动侵犯(犯错或受其侵害)转变为技术经济的过程,举几个例子:过度工业化,个人信息监控,无人机轰炸等等,透过间接化、转化和道德上的难以评断来改变我们与罪恶的关系。罪恶概念的模式已经改变,因为整体而言,我们的社会已经改变。基於新科技,人工智慧和超全球化,我们正处于面向多个可能世界的十字路口。因此最重要的是,透过一个继续在道德上引导我们并产生政治和社会判断力的概念,了解是什么促使我们当前的社会转型。

在现代社会,当我们说某事是“错误的”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描述它,而是赋予它含义,包括分析和判断。罪恶指的是一种权力的行为,是一种 “罪恶”动力,也需要一个定义,是我们不能无视的。这个概念似乎是唯一的,并且仅适用于最道德上卑劣的行为、角色和事件。如今,“罪恶”一词的两个含义重叠:“这很糟糕”和“一切都错了”,而整个地球似乎都处於危机之中。第一种含义是指罪恶(Übel),引起和造成的邪恶,第二种含义则更为广泛,指的是“坏”、“卑劣”或“厄运”。因此,罪恶是物质的、道德的和形而上的:我们在伤害他人时是罪恶的,当我们受苦时我们也会感到罪恶,而罪恶与人类的有限性和虚无相遇时,便形成一种形而上的力量。罪恶的宗教、哲学和政治历史发生了冲突,而今天,罪恶与 “善”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一方面,随著罪恶含义的演变,罪恶的概念似乎难以定义。另一方面,坏的方面似乎要比好的方面更容易达成共识。现在,罪恶似乎与意志(根据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根本恶〕)、思想(根据犹太哲学家鄂兰的〔平庸之恶〕)和存在的意义有著全新的关系。

因此,罪恶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缺乏明确的意义甚至被认为是其核心特征之一。但是,即使罪恶的概念挑战了当前的思想,但当我们考虑理想未来的概念时,还是需要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义它。例如,有趣的是,科幻小说现在大多是反乌托邦类型。难道这就是我们想像力的终结,并以此来构想一个光明未来的能力,罪恶是我们唯一可以想像得到、最重要的、可以预见的?合理吗?当我们将自己投射到未来,或者说没有未来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给它什么位置?是目前正在破坏整个世界稳定的病毒?而且它是一个无形的对手,已经成为一个充满动荡和不确定的未来的象征,这是世界所面临的罪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像政治、气候、社会和经济危机一样?对于这些危机,我们必须提升对当前变革的预测。例如,除了灾难性的反映之外,我们如何看待人工智慧的进步?我们希望赋予它什么道德价值观?我们如何抗击人权的弱化,普遍的虚无主义和恐惧?

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能够想像罪恶,而这是艺术可以挑战我们的。艺术唤醒我们的情感,让我们感动,毫不费力地将我们带入新的思维形式。结果是在个人与集体,现实与幻想,行动与思想的交界,展现罪恶的多种表现形式和意义。艺术和思想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实体。几个世纪以来,艺术潮流往往反映了哲学和宗教潮流,反之,艺术潮流也可能导致了新的观念。此外,艺术在拉丁语中为ars、artis,因此让“技术”一词成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因为发明与技术进步更形丰富,并植根于一种更原始,更直接的方式来反思罪恶,将思维过程转换为感知,对于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或观众来说都是如此。

艺术透过提供一种更为超越的理解方式描绘了社会、文化及其所处的时代,艺术首先是特定时间社会需求的代表。它先赋予无形的事物生命,加以阐述,重现罪恶。尽管具有多种型态,它仍在西方艺术中占据中心位置。罪恶被形象化为撒旦,被设定为包含罪恶特征的原型,像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里。借由18世纪的法国版画,以罪犯的面貌出现,而面相甚至转变为一门科学学科。艺术家们由此展现罪恶的不同面目:它的表征可以启发人们,使我们想起人的有限性,可以表达苦难,并唤醒观众的苦难。

20世纪的绘画和摄影艺术在这方面特別具有启发性。作为对上个世纪暴行的一种反应,这些绘画与摄影首先在惊恐的同时质疑其起源。艺术敢于(有时是粗暴地)表现不可展现的事物。毫无疑问,这种无畏才是它的力量,也是它自身构成思想思潮的能力所在。最后,让我们补充一点,艺术也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美学从反面去表现罪恶。 为了预防而进行的艺术创作,特別是20世纪末的爱滋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Kim Chapiron

艺术结合人文科学是能更好地理解社会转型的工具,并且可以使我们考虑新的罪恶形式。陈述和讲故事是对现实的捕捉,以及隐藏在现实背后的东西。艺术使人们有可能将邪恶视为一种普遍共有的价值,但自相矛盾的是,它与时代和文化有关。实际上,必须考虑“罪恶 ”一词在不同文化的含义,其中一些是矛盾的。例如,甘地透过反对西方(他是激进的批评家)和东方(尽管印度的种姓制度极为压迫)将善恶对立。罪恶的概念在文化和政治的运用,使得我们有必要检查“恶”在世界各地一般用途以外的独特用途。因此,思考我们与罪恶的关系也将意味著思考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赋予邪恶的价值是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吗?罪恶的观念会不会决定我们与生活的关系?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任务规定,为了建立“男人和女人心目中的和平与美好”,我们必须面对构成罪恶的事物,对其进行思考,表达并记住它。这不是为罪恶辩解的问题,而是使它以多种形式显现,并将其视为一种刻在人类内心的可能性——不仅使之远离并从美学的角度去思考它,而且要进入另一个层面的对抗,即行动的基础。

“正视罪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法兰西学院共同举办为期三天的合作会议,会议将聚集来自多个领域的先驱思想家和研究人员,讨论审查和重新定义罪恶概念的重要性。这种跨领域的方法包括艺术方面的内容,包括展览、表演、音乐和影片装置。最初计划於6月底举行的活动由于公卫危机而推迟至2020年11月。 网路研讨会分为三部分,题为 “是否有可能在疫情中谈论罪恶? ”会议将于6月29日、30日和7月1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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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大数据与独特性
十一月 2020
研究
作者

卡米尔・吉内(Camille Guinet)——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变革管理计划MOST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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