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变革管理计划（MOST）这样关注于社会改变的专案组织会对艺术感兴趣？或许我们可以说社会变革是社会科学的范畴。社会转型涉及体系与其演变。社会转型的研究含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出生率、国防开支、气候、政党与意识形态、都市化和农业技术等宏观变量，换句话说，这些宏观变量在超越个人的层面上相互影响，却只最低限度地关注个人的审美观。当然，艺术像其他事物一样有其产生的社会条件，艺术也可以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研究，但很快就会遇到限制。

这个看法没错，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仅是事实而且很重要。为了理解社会的某些特征及彼此的相互作用，系统性的标准分析是不可或缺的。是的，艺术可以从外部进行研究，也可以说是强调艺术如何造就它们可能的社会和技术条件。我们甚至可以像德国社会学家诺博特‧伊里亚思（Norbert Elias）所做的，从“天才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莫札特。

事情可以是真实而且重要的，同时仍然片面和严重的使人误解，如同著名的寓言《盲人与大象》，每个人只能触摸大象的一个部分，然后将这个部分描述为整体。对社会及其变革的系统性分析也是如此。

一个社会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抽象的用宏观变量来描述；这个系统同时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意义网路，只能从蕴含意义又不只是个外部观察者的创作活动来理解，如大多数早期人类学的殖民模式，也适用于系统内的行为者本身。人文学科的特殊角色是透过哲学、历史、语言、文学和艺术评论的概念与方法来赋予创作意义。这就是为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社会变革管理计划重要且不断成长并致力于人文学科的原因，其中包含 “非洲通史”和 “丝路的历史与文化分析 ”等大规模的工作。

但读者可能还是会说，艺术评论与艺术间存在著无法克服的鸿沟，即论述与实践的差距。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无法靠阅读一本游泳的书籍而学会游泳。艺术也是如此，一位音乐学家可以做音乐，但音乐创作与音乐学却是截然不同的事情。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可能会说，毕竟一位音乐学家可以制作一件家具或养一隻波斯猫，而我们不认为这之间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关于艺术的常识性思考往往将这种观念推进得更远，贊同自发主义或原始主义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无法对创作进行批判性的说明是创作的最终形式。这是因为上个世纪三〇和四〇年代伟大的蓝调音乐人从未学过五线谱，他们因此而伟大，这只是一种刻板印象。

实际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真实的。试图将艺术创作与对创作过程的反思隔离，不仅是对艺术家创作方式的残害，也是对艺术在其社会环境运作方式的破坏。艺术史不是艺术，但每位艺术家都在一定程度上以所学、所感受、所记忆、欣赏的和讨厌的事物为背景进行创作。就是这种感觉使艺术不只是简单地表达社会及其动态，而是更深刻地构成一个意义创造的重要模式，这个模式建立了社会本来的面目，并塑造这个社会的动态及改变条件。

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在他著名的诗作《奇蹟迭出的一年》（Annus Mirabilis）中出色的表达这一点：

性交开始

在1963年

（这对我来说相当晚）

《查特莱夫人》解禁

披头四发行了第一张唱片

文学、审查制度、流行音乐、性革命和个人存在的焦虑，全部被诗意的天才讽刺地融合在一起。简而言之，这就是艺术与社会转型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变革管理计划致力于艺术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发行《HAS》杂志，期待与杂志出版和编辑团队一起孕育一场关于艺术与人文科学的全球对话。

译自英文版原文《Feeling the Elep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