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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与焦虑的功能
法汉・拉汉尼
爱荷华大学哲学博士
法汉・拉汉尼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焦虑与希望的双重性进行研究,他说明了焦虑与希望的功能,并提出在个人与社会层面应对它们的方法。

与拉胡尔・里希・莫尔(Rahul Rishi More)的作品对话

希望与焦虑表现了人类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即我们的预测能力,而预测能力本身就是建构在我们模拟未来的能力上。这种能力当然不是人类独有的,但它却达到了人类独有的复杂程度。从来没有其他物种表现出对不动产投资的渴望,依靠共同的条件限制、约束和个人牺牲,贷款15年只为了日后成为屋主。

拉胡尔・里希・莫尔《被囚禁的身心》

为了理解希望与焦虑的逻辑与效用,我们必须先强调焦虑与希望本质上是可预期的,也就是说它们将个人导向未来可能的生存状态。焦虑的人面对未来的负面状态是“摀上耳朵,未来很有可能不太愉快。”这种预期功能,使个人不至于对潜在的麻烦停留在无知的状态,并让人可以采取行动以减轻麻烦。这不意味着焦虑会如此显而易见展现在我们面前。作为一个焦虑的人,我可以证明我有一半的努力都是在理解我的焦虑。我们可以通过时间与努力来培养理解焦虑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是心理治疗的重点项目之一1

希望也是可预期的。它将人类引导向未来可能的生存状态,但与焦虑不同的是,它对未来的预期是正面的。事实上,希望说:“不需要动员大量部队,看来即将到来的生存状态与我们预期的一模一样,或者说相当接近,事情极可能会顺利进行。”这种状态也有其功用,它为人们带来了动力,用来实现原本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同时也让精力集中,这对个人的进展极为有利。

拉胡尔・里希・莫尔《被囚禁的身心》

焦虑与希望也是用来组织安排的工具。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尤其是在21世纪,经常被大量的信息轰炸,这些信息涉及彼此的意图与欲望,而且总是牵涉到全球化与复杂的社会规范,这些规范决定了个人在不同价值体系中的地位身份。为了理解美国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说的“绽放、嗡嗡作响的混乱”2,我们需要一个能安排人类环境状态的结构(詹姆斯,488)。为此,我们必须理解这股信息洪流对人类的未来前景意味着什么。这样的理解才可以使我们受到信息的激励。这种动机通过特定的情感,可以引导我们未来的认知与行为。希望与焦虑不仅可以组织,还能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组织,因为它们为个人安排了这个世界。这不意味着我个人的观点无可挑战,只是希望和焦虑是关系到我未来可能的状态。

我们可以推断,希望和焦虑是一种具有特定功能的精神状态,通过其预期性与自我中心的组织特性,帮助我们从某种身心状态(或一系列可能的身心状态)导向另一个身心状态(或一系列可能的身心状态)。但这是有问题的,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将希望与焦虑描绘成心理上同等热心助人的小精灵,这显然是一个有漏洞的想法。

我们可能会说,焦虑与希望的状态是为人类利益服务的工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21世纪,特別是在Covid-19的时代,人们常常发现自己被深深的焦虑感淹没,充其量只是伴随着一丝微弱的希望,勉强能突破我们生活中不确定的瘴气。弄清楚这种现象很重要。为何原本应该为我们服务的认知机制会成为引发我们困惑的原因?为何希望如此难寻?这个主题值得深入探讨,有大量的文献试图这么做(首先参见DeVane et al.,2005)。对我而言,我在这里只详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环境。

为了了解环境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说明希望与焦虑之间的不对称性。与希望不同,焦虑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而不确定本身就是缺乏控制的产物。希望则是在人们对自己能控制环境或情况的实际或潜在能力感到有信心的环境下茁壮。当我们意识到,由于我们承受了多重的压力,控制力不足的感觉出现的机率远远高于掌控感的时候,这种不对称性就变得明显。这至少部分解释了焦虑的普及。

拉胡尔・里希・莫尔《被囚禁的身心》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我们越来越深化於多种社交网路中。这些社交网路各有自己的价值体系,需要我们采取不同的行为,并对威胁我们生存的各种危险有深入的了解,更加意识到越来越难改变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简单的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是名副其实的焦虑温床。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希望?我们还能期望什么?

技术革新正加速地改变世界,并为我们带来了不知如何应对的挑战。例如,为了被同侪接受,我该如何在“此处加入您选择的社交网路”上代表自己?我们被要求在这些平台上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我们,以最好的方式表现自己。我该如何透过短信和电子邮件以我想要的方式进行微妙和细腻的交流?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有很多非语言的线索是在网路上无法传递的,因此信息意义很容易被扭曲。我如何能和一直盯着智能手机的人建立友谊?(Turkle,2012)自发性的交往、形成人脉、友谊或其他关系的方式似乎已经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当然可以克服这些特別的挑战,但是理解该如何克服挑战的适应期却不被给予,技术革新的速度很少允许这种奢侈性的时间,因此可能会导致不稳定和缺乏控制(Anderson & Rainie,2019)。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点,那么焦虑对许多人的生活有如此大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乐观是没有机会的。这种情况反而可能会唤醒我们捍卫非理性期待的欲望。事实上,鉴于我们的处境以及为了拥有我们想要的生活,在遇到不确定的事物时,最好不要相信。但这可能会使原本就微弱的希望繁盛兴旺的机会降到最低。我们可能会对自己说,最好摆脱理性的束缚,表现得比实际情况更稳定,这样才能给自己拥有理想生活的机会。但我们可以想像,无视现实是我们最大的希望,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的环境需要真正的修复。

此外,改善人类环境的必要性也牵连到公共卫生。持续的焦虑感会发展成一种慢性疾病,称为广泛性焦虑症(NHS 2018)。那些正在与这种常见疾病抗争的人不断地在战斗,焦虑不再是例外,而是常态。慢性焦虑不仅对社交生活与心理平衡有害,还对身体健康带来风险,甚至损害大脑。这可借由压力导致的生化反应来解释(Sapolsky,2018, 124-127,143; Martin et al.,2009, 551)。这些神经化学物质虽然在短期内相对无害,但长期会变成有毒物质。

拉胡尔・里希・莫尔《被囚禁的身心》

那么我们该如何前进呢?首先,我们要认知到,焦虑和缺乏希望是需要系统性解决的问题,只能通过多个方向采取行动来缓解。在个人层面上,我们需要提高对焦虑的意识,以及了解焦虑状态在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从而更好地理解与面对焦虑。

首先,我们必须鼓励人们在需要时寻求协助。我们必须能够认识到异常的心理状态,才能采取应对措施。我们还需要鼓励人们更关注如何生活以及他们如何获得幸福感的议题。我们可以通过鼓励人们问一些现在被认为过时或自以为是的问题,例如:对我来说“美好生活”意味着什么?生活中哪些事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我该如何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其次,在社会层面,我们需要认知焦虑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至少要像对待营养和饮食问题一样,用相同的毅力来回应。我们可以去除与心理咨询相关的污名化,并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咨询。我们还需要努力不懈,有系统地增强对青少年与成人的压力管理教育(实例请参阅Cromwell,2016)。有一些对抗焦虑的方式,像有意识的冥想,将这些对抗焦虑的方式融入到社会中,像我们融入体能运动一样。

第三,我们需要通过提供有意义的机会和工作,让人们有理由感到乐观。雇主与员工之间需要更公平的权力分配,使劳动者的生活不至于完全无法控制。此外,我们还需要改变社会的权力态势,让权力不再与经济上的成功挂钩。价值观的改变,让那些勇於跳出框架与冒著风险过有创意生活的人得到更多的尊重,这将使更多人感到自己被看见。

最后,我们必须根除的是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不相关的错误观念,因为这二者属于不同的领域。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二者唯一真正的区別,是心理的治疗技术比身体的治疗技术更复杂,而且取决于个人的差异更大。这不是本质上的差异,而只是复杂程度上的差异(Ackerman,1993)。我们的焦虑与环境息息相关,在我看来,只有充分致力於这个问题,才能在这个领域获得进展。

拉胡尔・里希・莫尔《被囚禁的身心》

1  认知行为疗法(心理治疗的一个分支)独特运用的方式之一就是挑战焦虑状态时的言语表达,并用辩证法分析这种感觉的无意识信念。(Mayo Clinic, 2019)

2  请注意,他是针对孩子的意识状态来表达的。

参考书目
Ackerman, Sandra. Discovering The Brain. Washington, D.C. :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3.
Anderson, Janna and Lee Rainie. « Concerns About The Future Of People’s Well-Being And Digital Life ». Dans Pew Research Center: Internet, Science & Tech. Pew Research Center, 31 décembre, 2019.
«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 Mayo Clinic: Mayo Found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6 mars, 2019.
Cornwell, Paige. « Schools Create Moments Of Calm For Stressed-out Students ». The Seattle Times. The Seattle Times Company, 9 décembre, 2016.  DeVane, C. Lindsay, Evelyn Chiao, Meg Franklin, & Eric J. Kruep, 2005. « Anxiety disorders in the 21st century: status,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comorbidity with depression ». Da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anaged Care, 11(12 Suppl), S344–S353. « Generalised Anxiety Disorder In Adults ». Accédé 15 septembre, 2020.
James, William.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 Cosimo Inc., 2007.
Martin, Elizabeth I., Kerry J. Ressler, Elisabeth Binder, and Charles B. Nemeroff. « The Neurobiology Of Anxiety Disorders: Brain Imaging, Genetics, And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32, No. 3 (2009) : p. 549–75.
Sapolsky, Robert M. 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 New York : Penguin Books, 2018.
Turkle, Sherry.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 : Basic Books, 2017.

爱荷华大学哲学博士,法汉・拉汉尼拥有北卡罗莱纳大学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哲学学位。他对心灵、心理学、语言、心理健康、方法论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等哲学问题感兴趣。他目前的研究集中於意识的进化解释与深度哲学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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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焦虑与希望之间
六月2021
作者

爱荷华大学哲学博士,法汉・拉汉尼拥有北卡罗莱纳大学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哲学学位。他对心灵、心理学、语言、心理健康、方法论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等哲学问题感兴趣。他目前的研究集中於意识的进化解释与深度哲学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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