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S MAGAZINE
繁衍之慾
熊秉真
香港中文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
这一期的主题“焦虑与希望”并不新鲜,它的一些元素可以追溯到几个历史朝代以前,正如熊秉真在中医传统、道德伦理与生育画作研究中所呈现。

晚期帝制中国的医学、伦理与艺术表现形式

明 周臣《閒看儿童捉柳花句意》

中国并非唯一一个对生育感兴趣的社会,由于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祭祖习俗,使得大家沉迷於家庭生育问题。在本文中,我将讨论促进这个传统发展的医学知识、支撑这一传统的儒家伦理,以及帝制晚期(12世纪到18世纪)可以表现这种日常关注议题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是一般大众希望的缩影,及追求不确定能实现愿望时伴随而来的焦虑。

生殖医学

中国传统的儿科(幼科)、妇科以及后来的男科都是以成功生育和养育孩子为目的。已发表的研究对前二者进行了详细的讨论1,所以我将重点放在之前鲜有研究的男科上。

与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儿科相比,传统中国儿科在南宋(12世纪)时就已经出现,在社会对生育与教养的强烈影响下,有可鉴別的医生、文字与临床纪录。从隋唐第一个盛世后半期开始,医学文献中就出现了有关新生儿护理的章节。到钱乙成为中国儿科学奠基人时,医学论述、药方与临床纪录等都显示中国儿科的运作日趋成熟2。毫无疑问,儒家对祖先的崇拜和家庭伦理的观念形成了孕育这种专业知识与持续支持发展的沃土。

中国传统妇科与产科显示出类似的知识与专业发展。妇女医学3与人类学家4们广泛发表了关于妇科如何致力改善女性健康以成功生育。传统上,家庭空间是为了社会以及生物物理意义上延续家族血脉与培养家庭子嗣活动而设计的。约定成俗的安排是为了创造社会文化的替代品,包含社会意义的母亲(慈母)、宗族内收养(过继)和同时继承二个以上的家庭(兼祧)以延续鼎盛香火。另外,在诞下男性后代的需要下也采取一妻多夫制的婚姻。

在医学知识与其相关技术方面,男性医学(男科)文献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虽然男性医学较妇科与儿科晚出现,但致力於帮助男性提高生物物理繁殖机会的医学文献与专业人员值得特別关注。

《元人秋景戏婴轴》

根据迄今为止可用的男性医学核心文献,男科作为一种临床实践是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这段时间兴盛起来的。累积的医学知识与技术已足够中国长江下游地区乡绅与士大夫家庭日增月益的需求,并产生一种专门的次专科。还应该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和同一地区商业印刷文化的发展,促成了传播此类专业知识的文化产品,并为当时富有活力的社会留下文献纪录。

这七个核心文本的内容分析揭露了二种作者身分。第一种是医生或医学背景的学者,万全(1499-1582)的《万氏家传广嗣纪要》与张介宾(1563-1642)《类经》皆属于此类。还有像通俗作家袁黄(1533-1606)《祈嗣真诠》这样的文本,以当时通用的生育医学知识专业问世,以应消费者对此一问题的需求。随着读者对这类书籍的需求暴增,活跃的商业印刷文化借用知名人士与执业医师的随手纪录组合成文化产品,经编辑之手重新包装成準专家资讯。傅青主(1606-1680)的《男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然而,这些不上不下的医学作者所写的小册子提出的平凡建议似乎已占据上风。岳甫嘉的《妙一斋医学正印种子编》,分上下二卷於明崇祯九年(1936)问世,或俞桥的《广嗣要语》都是很好的例子。

在研究这一波流行所建议的内容后,最重要的结论是,生育的重责大任终于落在男人的肩膀、身体与灵魂上。作为潜在的準父亲,他有责任为有希望的生育做準备。这些準备工作包括宗教、伦理和哲学上的自我修养,以及实体上的沐浴和自我清洁,数日、数月或数年之后才能求助於药方和身体上的操作来进行生育。压力在男人身上,而不再是他的女性伴侣。

清代版画

生育的道德成本

没有什么能比看男科更简洁地揭示生育的需要。相关书籍作者、执业医生和顾客(所有晚期中国帝制男性)心甘情愿地把生育责任归于男性身体。在儒家伦理以及日常生活中,这是两性关系上巨大的妥协,也是在生活管理上高昂的代价。

在通往这种自我形塑文化的思想与社会史中,我们看到中世纪中国一种以男性为中心,寻求肉体欢娱的趋势,在隋唐之后受道家影响,重新重视养生与长壽(摄生*)。这为宋代以后的中帝国(960-1279)在生物物理繁殖与社会生育文化奠定了基础。一个男人在其宗族血脉中的价值,在于他身为成年儿子和已婚丈夫传宗接代的角色。

宋明理学视生物物理与社会文化范畴中传宗接代全部融合为一体为哲学真理5。自明朝中叶以来,在社会互相影响下情感元素的迷恋,为后来帝制时期提供了更有利于平衡两性地位的环境,开启了对等的社会交流与性行为。16到18世纪江南(长江下游)一带受过教育菁英之间试婚的学术研究证明了当时社会风气对可协商的男女关系更为友好、更有建设性6。男性伴侣和丈夫培养合适的条件,等待房事活动,留心女性伴侣“到来”的温柔时刻,到了16世纪变得不再那么不可思议。

然而增加自己在生物物理繁衍的主要职责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因为它使延续家族血脉的集体希望与同等值焦虑的注意力更加尖锐。相对而言,这是一个更大的负担,因为目标不仅是生出一个孩子这么简单,也不仅是生出一个男孩。大家一致同意的目标是让一个优秀的男人生养一个健康长壽的男孩,并让男孩获得才智又成为孝顺的后代,而这一切都取决於生育时父亲的伦理与宗教道德状态。

这种状态很早就出现了,终生追求自我修养和个人品德,因此产生了身体的洗涤与净化仪式。这些追求还包含新婚前意味深长的分离仪式、良辰吉时的选择和房事后的看照与药物养生以增加成功受孕的机会7。如果这一切对男性所承担的性別平衡义务来说显得异常“现代”,历史学家们可以看到当中的一些社会文化元素仍然保留在中国社会土壤下,在纷乱的性革命时期浮出水面,这也是中国在复杂的现代转型时期中的一部分,持续到有人认为是性別、性和繁衍文化的后现代。

编按:摄生源自《老子》,意指保养身体,持养生命。

北宋 苏汉臣《秋庭婴戏图》

艺术的点缀

在帝制晚期的中国,艺术是表达集体与个人对传宗接代成功愿望的工具,在同一时期,医学负责提供技术知识,而新儒学则是倡导德行的实践。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宋朝时对儿童游戏(婴戏图)的描写相当重要,尤其对照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 Aries)关于童年是现代发明的夸张论述8

南宋时期,儿童游戏时的画作在文化上达到高峰,会描绘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春夏秋冬四季在户外游戏。尽管完整的四幅作品已不复存在,但仍有幸存的一或二幅原作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可供观赏。这些画作都是由代代相传且擅长儿童题材的画家所绘制。苏汉臣父子是宫廷画院中最有名的工笔画派。从这种大尺寸、高品质的画作在脆弱的纸上经历千年不衰的事实来看,这些作品显然是希望和期待男童女童在游戏中发出愉快声音的艺术见证。

北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从社会力量迫切提高生育的可能性,再加上宋明理学强调个人无法避免的责任是透过家族承传文化遗产,我们不难想像这些艺术家创作的缘由。每位看到女孩和男孩嬉戏画面的人都会明白,这暗示著一个幸福的前景:不只幸运地怀上孩子,并在分娩时幸免於难,而且他们的新生命还经历了哺乳期的种种挑战,像长牙等等,现在可以看到孩子们和玩伴在家中庭院玩耍,他们丰满、健康、快乐,被宠物、玩具、水果和鲜花围绕着,他们无忧无虑没有世俗的烦恼,远离各种疾病和灾祸,尽管它们近在咫尺。

在这文化追求的高潮时期,宋朝到明朝的各种流派绘画,兜售小贩的货郎图或耕织图都对婴孩事物表现出细微入深的观察。我们也可以在其他艺术形式中看到对儿童嬉戏的描绘,像木雕、竹雕、瓷器或微雕等。从明朝开始,这种艺术流派就失去它的活力,少数保留了流派名称的作品无法再呈现相同水準的艺术魅力。到了清朝,相关趣味的表现可以在节庆活动(“岁朝欢庆图”)或节日市集(“太平春市图”),以及教育孩子的木雕(教子教女图)和流行年画中找到幼童生活与活动。繁衍的力量持续著。

南宋 李嵩《市担婴戏图》

1  熊秉真,《慈航——近世中国的儿童与童年》(A Tender Voyage);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繁盛之阴》(A Flourishing Yin)

2  熊秉真,《慈航——近世中国的儿童与童年》(A Tender Voyage)

3  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繁盛之阴》(A Flourishing Yin)

4  白馥兰(Francesca Bray),《技术、性別、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Technology, Gender And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

5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道学与心学》(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

6  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曼素恩(Susan Mann),《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7  熊秉真,《慈航——近世中国的儿童与童年》(A Tender Voyage)

8  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童年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清 丁观鹏《太平春市图》

参考书目
Aries, Phillipe.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Traduction Robert Baldik.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1965.
Bray, Francesca. Technology, Gender And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 Great Transformations Reconsidered. Abingdon-on-Thames : Routledge, 2013.
De Bary, William Theodore. 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Furth, Charlotte.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Hsiung, Ping-chen. A Tender Voy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Ko, Dorothy.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Mann, Susa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熊秉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人口统计学与国际卫生理学硕士。她的研究专注於妇女与儿童健康。

上一篇文章
目录
下一篇文章
02
焦虑与希望之间
六月2021
作者

熊秉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人口统计学与国际卫生理学硕士。她的研究专注於妇女与儿童健康。

PDF版本
繁體中文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