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纳杜・弗雷德（Nadou Fredj）的作品对话

我们这个时代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被危机困扰着，导致人们对未来前景产生普遍性的焦虑。时间的智慧是否能成为我们期望的基石？哲学、文学或人类过往的经验能否在当下引导我们？让我们抱着乐观的态度思考我们的处境。

晚餐是复杂的事件。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一书中提出，晚餐是交流哲学观点的理想时刻，在不用忍受独断看法、意见严重冲突和不激动的情况下，晚餐时有利于找出实用的解决对策。但这必须是一个融洽的环境、一个理性和互相尊重的场所。当谈到著名的（或想像的）晚餐时，我们想起美国艺术家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举办的晚宴，聚集了许多历史上杰出的女性。这场梦幻晚宴暗示著，在女性的领导下，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梦想只是模糊的回忆吗？梦想使我们快乐吗？梦想是否有助於我们理解未来？理性的深思熟虑，或是想像历史重新建构（像这场晚宴一样）能够满足我们凡人的需求吗？梦想能帮助我们找到美好的生活吗？梦想能促进希望吗？

21世纪是一个焦虑的时代。一位丹麦作家和一位中国作家也曾经历过焦虑的时代，他们虽然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却都为我们提供了人类境况的观点，这可能会对我们现下产生有益的共鸣。我们可以从克尔凯郭尔和鲁迅的议论中学到什么？

想像一下我们和下面这些客人共进晚餐：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n Constantius）、沉默寡言兄弟（Fratrer Taciturnitus）阿Q和狂人。他们每个人都用化名，不是因为他们预料到会发生恶性冲突（虽然与康德的晚餐预测相反，冲突很可能发生），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权力为自己说话，只能扮演被赋予的角色。

我们来见见今晚的客人。他们是由两个隐藏的大脑所支配的魁儡；坐在冒牌者后面的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二位作者。其中两位客人受制于克尔凯郭尔，而另外两位则为鲁迅服务。虽然这些客人的背景很不一样，但他们有几个我们今日的共同特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格障碍或社会化不足的后果。他们是社会不适应者。当然，他们很可能会拒绝这个称呼，因为对他们来说，是这个社会与其成员才需要改变。如果我们要这么称呼他们的话，他们的异化就是他们信仰的基础。

这些不擅长社交的人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他们都感受到焦虑并执著於一丝希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希望源自他们的焦虑，这也是晚餐时讨论的话题。不过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嘉宾：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斯是一本书名为《重复》（Repetition, A Venture i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的作者，他不加掩饰地试图就一位年轻男子对婚姻和解除婚约决定的疑惑提供建议。克尔凯郭尔其实有些关于求婚和毁婚的事要说，但是在探讨重复的主题之前，我们还要介绍一下其他的嘉宾。“沉默寡言兄弟” 是《生命道路诸阶段》（Étapes sur le chemin de la vie）和其他著作的作者。尽管他有沉默的倾向，但是他的观点很重要，因为他是追求美与快乐生活的化身。狂人（他这么称呼自己，而不是鲁迅的贬抑词）则充满了恐惧。他看见到处都是食人族，而害怕自己被吞噬。这可能不是康德所想像的晚餐，但它适合我们的主题。

一位个人发展的心理学家、一位沉默寡言的僧侣、一位来路不明的人和一位偏执狂，如何帮助我们从焦虑走向希望？透过重复，或者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透过重新开始。

重复的简单概念是指为了有意识再现或改善原来的行为而执行了两次或多次。或者说重复可能是一种重现过去的未来行动（回到未来），然而克尔凯郭尔所构想，再借由君士坦丁提出的重新开始却不是那么简单，而是从一种他认为自己个人生活中的事件开始，像对失德的观点。其实《重复》中叙述的事实与克尔凯郭尔和他未婚妻维珍妮（Régine Olsen）感情破裂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重新开始”在其中有什么作用？君士坦丁提出了以下的主张：

重新开始是一个决定性的词汇，源自希腊语的“回忆”（或回想起）。希腊人教导所有的知识都是“回想起”；同样的，新的哲学也教我们生活就是重复。重新开始和回想起来是一样的动作，但相反的方向；因为我们的回想起来曾经存在：这是一种过去的重新开始；然而重新开始其实是未来的回忆再现。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可能的情况下，重新开始使人高兴，而回想起使人不高兴，当然，前提是人们给自己时间生活，而不是从他出生那一刻起，就寻找借口（例如：他忘了什么事情）以再次逃避生活。（《重复》克尔凯郭尔）

不管我们对这些语句的解释为何，它们似乎暗示著，与其思考永恒的真理，不如用重新拾回生活的行为取代回忆。因此，道德生活就在这种行动中，而不是在模糊的沉思中。当然，君士坦丁将其视为揭发一个永恒真理时，表现出一定的讽刺意味。

我们在鲁迅的作品中也看到类似的表现。在《吶喊》中，他说道：

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吶喊》的来由。 （《吶喊》自序）

克尔凯郭尔和鲁迅都认为他们各自的时代是道德危机的年代。对克尔凯郭尔来说，这是一场严重的宗教信仰危机，是丹麦教会支持下，由官方与社会压力所引起。而鲁迅的情况，中国帝制从清朝过渡到一个新的、不确定的民国，激起了身分认同、忠诚乃至美学偏好的问题。这些危机很可能在现在所谓的 “幻灯机事件” 中被鲁迅察觉：

1906年一月，在日本东北部的城市仙台，鲁迅宣称他经历了改变人生的一件事，使他放弃学医而 “致力於文学创作以治癒中国人的心病”。据说现在著名的 “幻灯机事件” 发生在鲁迅在仙台医学院细菌学课的最后。下课后，老师用幻灯机给学生播放当时刚结束的日俄战争（1904－1905年）照片。鲁迅后来回忆当时战争的影像让日本学生陷入一种爱国的狂热中，气氛高昂地喊起了响亮的欢呼 “万岁！”其中一张照片是一位据说是俄罗斯间谍的中国囚犯在满州被日本士兵处决。鲁迅表示，让他深感不安的不是看到中国同胞死亡的景象，而是那张照片里中国观众的表情，虽然他们看起来身体健康，但精神上似乎接近死亡。（《亚细亚太平洋月刊志》2007年二月二日第五册第二期，文章2344）

促使鲁迅成为作家的原因，是他渴望医治生了病的中国灵魂。为此，他发展了一个新的小说类型，一种新的交流形式。克尔凯郭尔也是透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文学方法，吸引读者陷入整个关系脉络中，迫使读者努力去确定是谁在说话、说什么话，并决定自己的立场和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信仰。这二位作家都没有告诉读者该怎么想，他们都试着让读者思考。

无论是克尔凯郭尔或是鲁迅，都没有用自己的文学创作来掩盖自己的身分。他们两人在公众间的存在感都很强，透过论战、嘲讽与抨击时弊建构自己作品的作者身份（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攻击他们所处时代社会主流价值观，并煽动改变这个价值观。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文学笔名都和作者的意图有关，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表现出作者的某些思想与观点。」他们二位都以一种类苏格拉底的方式对读者提出质疑，坚持要读者保有批判与决断力，并从不向读者透露所谓的真相（至少没有直接或客观的透露过）。克尔凯郭尔透过他的笔名约翰尼斯・克莱玛库斯（Johannes Climacus）表示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的距离是极大的，然后面对疑惑与荒谬，断言主观性是真理（《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Philosophical Fragments）。那鲁迅笔下的人物面对当时中国的疑惑与荒谬，是否也这么表示？

鲁迅的《阿Q正传》写于1921年12月，被公认为五四运动后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品之一，最早在新文学运动的《晨报副镌》上连载。叙述者在故事的开头，探讨以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为一个名字有争议的人做传的困难度。许多读者把这个故事解读为一个当代真实个体的虚构故事。

几年后，中国知识分子间发生了一场争论，质疑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想法，或至少鲁迅忠于马克思主义，以及故事与时代背景的关联性。当时共产党陷入困境，许多亲共知识分子被意识形态和个人危机所折磨。鲁迅运用的写实主义语言和社会批判引发了一场争论，分析故事中心人物能否代表革命前的中国而非当代人物（见黄乐嫣《阿Q的现代性问题》〔The Problematic Modernity Of Ah Q〕Chinese Literature :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décembre 1991, Vol. 13）主要问题是要知道历史是否参与了革命，历史是否将中国社会从瞒与骗的过去救赎出来。主观性与个人内在意识的问题不在知识分子争论的范围之内，但我认为对鲁迅来说，这两个层面的救赎是紧密关联的。质疑故事中历史的真实性会让我们忽略本质。

在《阿Q正传》的前言中，叙述者谈到了撰写传记的挑战。真实性的问题（特別是关于作者如何知道其主题真实性的问题）被当作一个基本问题凸显出来：我要给阿Ｑ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 “立言” 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於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归接到传阿Ｑ，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阿Q正传》序言）

接着，叙述者引用儒家关于正名的说法，以证明如果把名字弄错了，一切就会陷入混乱。这个问题使我们直接回到克尔凯郭尔作者身分的概念。按照儒家的原则，如果名正（比如说父亲的名字），那么有关个人的角色与威信也会得到适当的体现。不知道某个人真正的名字，怎么能知道这个人是从何处、以何种身分在与我们交谈？

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阿Q正传》的叙述者解释得非常清楚。讲述某人真实故事的前提是要知道他的名字。讲述者试着透过想像我们可以或应该写什么样的传记，而写传记的目的又是什么等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为了留作纪念，还是为了做出一个好榜样？克尔凯郭尔和鲁迅两人似乎倾向於第二个选择；克尔凯郭尔采取正确的方式，而鲁迅希望治癒中国人的灵魂。不知道角色人物的名字既让人质疑人物的身分，又让人怀疑叙述者的权威性。

克尔凯郭尔和鲁迅都试图唤起伴随着公正道德与心灵幸福的意识。然而这二位作家对没有自己的生活感到平静或乐观。克尔凯郭尔用別名君士坦丁写的《重新开始》，向一位年轻人（匿名）建议，他忧郁的状态像个操纵木偶的人。但是这些建议并不容易运用，也不可能有用。克尔凯郭尔的编辑和译者霍华德・洪（Howard Hong）做出以下结论： 

《重复》是一部短篇作品，但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重新开始的定义与说明。对作者君士坦丁来说，这意味着重新体验。对这个「年轻男人」来说，这意味着修复因婚约破裂而造成道德困境的精神破裂状态。这两者都失败了，而且陷入了重复的模仿形式。君士坦丁绝望的意识到美学的重新开始是因为生命的偶然性与必须性，最终过着例行公事而单调的生活。至於被罪恶感吞噬的 “年轻男人”，他对于个人的重新开始感到绝望，并试着用美学的重复性，透过前未婚妻后来和他人结婚的偶发性事件，从而看到自己被带入诗人想像的世界。君士坦丁还提起了另一种重新开始的概念：“如果他更虔诚，他就不会成为诗人。”《焦虑的概念》一书的作者维吉利乌斯・豪夫尼希（Vigilius Haufniensis）摘录了克尔凯郭尔在《重复》中弔诡的三句话：“回想起来是生活中的民族观，重复是现代的看法，重复是形而上的焦点，是形而上溃败的地方；重复是所有道德观的命令，重复是所有教条的必要条件。”他补充说：“永恒是真正的重新开始。” 和 “重新开始始于信仰。”（《重复》，克尔凯郭尔）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美学的 “重新开始”，因为对 “年轻男人” 而言，这似乎可以安抚他的罪恶感并将他带到诗意的想像世界。而美学的 “重新开始” 在《阿Q正传》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阿Q是回忆的受害者。他努力的忆起正确的做人方式，但作为一个贫穷又无知的乡下人，他无法运用任何可以使他晋身为特权阶级的记忆。他试图利用他的无能去回想（就是他忘记的本领）来为自己服务。他被社会抽离的部分原因是他自己的盲目性，而这个盲目性又是由于阿Q的不完美或不够努力的回忆造成。对于自己，阿Q自欺欺人。

“年轻男子” 和克尔凯郭尔都因为自己个人考量而解除婚约，然后再转换成为对方考虑而解除婚约。克尔凯郭尔认为自己的忧郁对未婚妻维珍妮来说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他们两人订婚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浪漫又浓烈的爱情，预示著他们会有一段幸福的婚姻。但是在他们订婚后，克尔凯郭尔马上就对他们的决定感到后悔，并解除婚约，而造成了两难的困境。阿Q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完全没有浪漫的爱情，阿Q直言不讳的对女仆吴妈说 “我和你困觉”，是小尼姑咒骂阿Q “断子绝孙的阿Ｑ！” 后的粗俗反应。他求偶的方式既没有表现出真诚的自知之明，也没有考虑到吴妈的幸福。这只是一个为了获得社会地位与认可而做出的轻率冒失之举。因此，鲁迅对他中国同胞的意识水平做了非常严厉的批判。

围绕着鲁迅对革命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则总体态度的争论，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有一点可说，运用讽刺法已经成为鲁迅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关键元素。就像克尔凯郭尔，鲁迅也是一位公众人物，关于他的激烈争论和活动报导有时充斥著平面媒体的版面。克尔凯郭尔时代的丹麦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他们的立场有时被认为是可耻的。和鲁迅一样，克尔凯郭尔今天受到尊敬，他与安徒生、丹麦作曲家卡尔 ・尼尔森（Carl Nielsen）和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齐名，但他生前，可能受到同行的批评与嘲笑。一本讽刺周刊《海盗船》（Corsaren）曾经刊登了讽刺克尔凯郭尔的漫画，攻击他的著作和他透过笔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克尔凯郭尔有时也会攻击其他的作家，例如和他同时代的安徒生，克尔凯郭尔在1838年出版的《一个还活着的人的论文》（From The Papers Of One Still Living）中对其早期的小说进行了攻击。

至於鲁迅，中国官方的立场是美化他。毛泽东在其悼词中说：“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文选）

另一方面，毛泽东则对自己的文学风格有所保留。在延安的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到鲁迅：“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选）

以一种间接交流的形式运用讽刺、幽默与反讽，能让作者与自己的文章保持距离。虽然毛泽东批评鲁迅的一些讽刺性描述，但由于这种疏离感，革命精神得以在他的作品中永存。

在鲁迅和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实验性文学风格与铺陈、间接沟通的品味，以及幽默、反讽和讽刺的运用。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鲁迅对西方现代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很欣赏，这反映在他的风格上。此外，他还认识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尽管他没有接受西方的形而上学和宗教学说，他的著作提出一种对人类境况的解释，既不完全源于中国的主流传统，也不严格遵循马克思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阿Q和狂人的态度鲁莽，但他们的人物被描写成个体，像克尔凯郭尔笔下存在的焦虑的对等个体。

乍看之下，鲁迅所描写的痛苦似乎与克尔凯郭尔所判断的痛苦截然不同。克尔凯郭尔的论文《焦虑的概念》（The Concept of Anxiety），副标题为 “关于世代罪恶教条的简单心理学定向思考”（A Simple Psychological Orienting Deliberation On The Dogmatic Issue Of Hereditary Sin），涉及与鲁迅无关的基督教神学问题。然而，书中关于焦虑心理学的陈述还是反映了鲁迅的观点：

无辜就是无知。在天真无邪的时候，人还未被定义为一个灵魂，但他的心理已经和他的自然境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有平静与休息，但同时又有其他的东西，不是混乱和斗争，因为没有什么好反对的。那是什么呢？虚无。虚无的作用是什么？它产生焦虑。这就是无知的深奥之祕，无知同时也焦虑。做梦的人，大脑投射出现实生活，但这个现实什么都不是，而无知总是将这个什么都不是看作是自己的外在。焦虑是梦想家精神的特性。（《焦虑的概念》，克尔凯郭尔）

在我们的物质生存被威胁的具体情况下（必须认知并反击）与心理焦虑之间存在著很重要的不同。对克尔凯郭尔来说，焦虑是另一件事，是对不存在的意识，也就是虚无。焦虑是对虚无的害怕。在焦虑状态下，我们不作为。因此，鲁迅面对中国人对同胞被处决没有反应，与日本人的热烈反应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克尔凯郭尔上述梦想家的精神状况。鲁迅用《吶喊》回应这个问题。

在克尔凯郭尔鲜为人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引用他以本名（他用笔名创作的时期已经结束）出版的《两个时代：革命时代与现在：文学评论》（Two ages : the age of revolution and the present age : a literary review）。丹麦作家托玛欣・吉勒姆堡（Thomasine Gyllembourg-Ehrensvärd）撰写的《两个时代》（Two ages）被认为是丹麦第一部重要的现代小说，克尔凯郭尔将其社会与革命时代的社会做比较。他说：“革命时代本质上是充满激情的，矛盾尚未被消灭，它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无论选择哪种方法，激情的冲动都可以使行为的痕迹清晰可见，从而标记着它的进展或错误。革命时代被迫做出选择，这正是革命时代得救的地方，因为选择是尊重存在的一个小咒语。”（《两个时代：革命时代与现在：文学评论》，克尔凯郭尔）

这个想法与鲁迅的革命思想相距不远，克尔凯郭尔在这里指出 “革命时代需要坚定的思想”，反映了鲁迅对阿Q的批评。但是革命是对焦虑的回应，还是使我们从焦虑中解救出来的吶喊？我们的时代不正是由焦虑所定义，我们的集体意识不正是面对虚无的绝望吗？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焦虑与失望所支配的时代，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绝望。许多人在绝望中看到，面对威胁我们生存的全球现象，我们缺乏的是决心。无论是Covid-19疫情、气候变迁，或人类任何形式活动都可以被机器人取代的未来，又或是想要我们互相对立的民族孤立主义，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个意味着展现决心和我们如何可以将其付诸实现？面对这样的潜在灾难，无助的感觉首先会带来焦虑，然后会带来沮丧的状态，最后使我们陷入一种梦境，每个人与自己分离。

什么样的性格才能面对这种绝望？看来康德晚宴的客人并没有因此而烦恼。鲁迅和克尔凯郭尔为我们想像中的晚宴所派来的密使会做得更好？克尔凯郭尔把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归于宗教所承诺的救赎。他对人类精神的尖锐分析并没有克服形体衰退的问题。生病到死亡，面对自己死亡而感到的绝望，来自於我们对死亡的无能为力，这本身是因为无知，是每个人与自己本身的错误关系，是对神所应许的误解。至於鲁迅的人物，错误的内在关系使他们退出了这个世界，但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才能找到救赎。尽管判断的结果相同，但这两位作者所描绘的希望之路却有著不同的方向。共通的是，即使面对荒诞，也需要果敢投身参与的决心。